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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从设立到废除的整个过程，都是对医患维权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是我国卫生法律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的一个明证。

　　日前，在医学界直播间讨论“医疗事故罪应该取消吗”的时候，当讨论嘉宾、业内在医者维权方面颇有声望的律师谈及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认为曾经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积极作用时，我有些许激动，直接怼回：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从设立到废除的整个过程，都是对医患维权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是我国卫生法律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的IM电竞 IM电竞官网一个明证。

　　2020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废除了2002年4月1日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解释废除理由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医方承担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一方面导致患者证明难度降低，医疗纠纷滥诉现象严重，占用大量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和医生迫于压力，开始防御性医疗，如在治疗过程中开具大量不必要的检查项目。造成患者医疗费用上涨，或回避收治高危患者，或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法等”，另外，“删除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举证责任规定的法律体系实现了统一”。那么，那个被实践证明引起滥诉、过度防御，又与法律体系相悖的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当初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其初衷又是什么？

　　本世纪初，在我印象中是中国卫生医疗行业万马齐喑的日子：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劳保制度随经济改革瓦解后，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后付制诱导的过度医疗弊端明显；医疗卫生系统被贴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标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研究“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的结论，一石激起社会声讨和行业反思的千层浪。保障机制不完善形成的看病贵、补偿机制不健全促使的趋利行为、舆论导向习惯性地强调患者是……这些导致医患间的互不信任、医患矛盾激烈。曾有统计，那时全国年医疗纠纷7万件以上，其中75%患者和家属有扰乱医疗工作秩序的过激行为，18%发展成打砸医院，20%有攻击和威胁医务人员的举止。这就是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设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将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IM电竞 IM电竞官网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患者将医院告上法院，作为被告的医院要证明自己“清白”，如果医院提供不了证据，将承担败诉风险。这就是“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当时的立法初衷是“根据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当事人接触并提供证据的难易程度而确定的”“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也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而制定的”。那为什么这个看似为了保证患者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卫生法律“创新”最后因滥诉严重、防御性医疗导致医疗费用上涨、患者利益受损而被迫废除呢？这里涉及诸多法理概念混淆、借鉴引用偏颇和法律实践教训，值得反省和引以为鉴。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在法理上是引用和借鉴的偏颇。举证责任这一概念来源于罗马法，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需用证据加以证明。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为行为责任，即主张者对行为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为负有举证义务者举证不力时承担败诉风险。放眼世界立法，无论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还是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都是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即原则上由患者举证。大陆法系考虑医疗复杂性为了保障患者权益，在特别情况下酌情减轻或转换患者对医疗损害的举证责任，但这与我国没有区别的举证责任倒置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引用和借鉴的严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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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法理概念混淆，首先表现为将一般民事诉讼的医疗损害的举证责任与特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例外混淆。在德国等大陆法系中，只对产品责任诉讼、公害诉讼、交通事故案件等特殊案例，“法官规则”允许法官本着公平、正义的民法精神，实行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不同的举证责任分担，即在原告举证损害后由产品责任、公害和交通事故肇事方承担否定违规操作的举证责任，但这不适用本着救病治人宗旨、有明显科学局限性和风险性、不可避免会导致医疗结果不理想的医疗服务的范畴。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混淆和借鉴偏颇的第二个表现，是将特殊情况下的部分举证责任倒置作为无区别的基本举证原则。大陆法系医疗损害诉讼的部分举证责任倒置是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形：病史丢失，病人无法得到相关疾病资料和治疗规范，“法官规则”允许要求被告方提供相关证据。这与我国以《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明确所有医疗损害诉讼都由医院方承担举证责任也有本质区别。

　　从2002年的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出台到2020年废除的18年中，司法实践证明曾被认为是医疗卫生法律的创新探索，从勉为其难到迫不得已最后只能鸦默鹊静地黯然废除。那18年中，因为举证责任倒置，患者不需承担举证责任，导致医疗诉讼剧增，滥诉现象严重，除了对医疗秩序和医生精神的巨大压力，司法资源也被大量浪费；医院为了自证“清白”将每个患者当作“潜在原告”，在行医过程中大量收集证据，手术室、诊疗室安装全程监控设备、家属谈话全程录音、入院检查从CT、MR到艾滋病、梅毒等各种可能携带和原来疾病的排他证明被大大泛化，使原来捉襟见肘的医疗费用上涨雪上加霜；许多未知疾病的诊治、风险医疗技术的开展，原本就是先于常规和指南的创新探索，由于难以找到证据来免除医院医生责任，只能本能和无奈地规避风险而导致医疗技术发展受阻，患者利益受损；更有举证责任倒置与《民法通则》等上位法相悖，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冲突和尴尬……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最后的废除于是演变成一种顺应规律、维护法律尊严的必然。

　　总之，构建完善的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保证和医患和谐关系的基石。医疗纠纷依法依规合理解决，对稳定社会、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在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医学发展、稳定医务队伍之间找到一个合法、合理、公平、可行的平衡点，应该成为医学界、法学界和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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